上海战役亲历记
迟浩田
迟浩田(1929-)，山东招远人。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上海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第27军79师235团3营7连指导员。
向上海进军，抓入城教育
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，根据全军统一整编的命令，我们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编为第3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，我们“济南第一团”由73团改为235团。我仍任第7连政治指导员。4月20日午夜，我们团参加渡江战役中集团第一梯队，在夏家湖一带突破江防，直取繁昌后，继续向南追歼敌人。这时，国民党军仓促分东西两路向上海和杭州方向撤退。我第9和第10兵团在吴兴会师后，将南逃的6万余国民党军包围于郎溪、广德之间的山区，我军各部队同心协力，实施多路向心突击，将被包围的敌人全部歼灭，其余南逃的国民党军退据上海，连同国民党原淞沪警备部队，共有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，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抵抗。
5月初，我们进至嘉兴城西的乌镇一带，进行准备解放上海的短暂整训。除进行必要的战斗准备外，主要对干部、战士进行政策纪律教育。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，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。我军入城后执行城市政策和外交纪律的好坏，将直接影响我党我军及未来新中国的声誉。军长聂凤智、政委刘浩天、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在作战斗动员时一再强调，解放上海不只是一场军事斗争，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。根据上级要求，我们七连和其他连队一样.集中三天时间，认真学习《约法八章》《三大公约》《十项守则》和有关外交等政策的布告。我一条一条地给大家讲解，为了牢记在心，上级还要求让大家都能背下来。这就难了.当时我们连80%的同志不大识字，别的连队大体也是这样，都叫苦说背不下来。我和萧锡谦连长商量，我们俩先做个榜样，经过一番准备，我们向全连同志背了一遍。大家一看，没话说了，都拿出“入城守则”和“纪律手册”，一字一句地背起来。我还记得在《人城守则》中有:“第一实行军管制，保护人民各阶层。保障民主和自由，保障财产和生命。不准随便乱捉人.维持秩序安人心.......”
我们背完了，先考排长。二排长记性差，晚上熄了灯，还躺在床上默默地背。排长过了关再考班长，班长考完再考战士。最后我又进行了抽查，那些不识字的战士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
光背熟了还不行，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能做到。我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具体落实，要求每人都写出执行政策纪律的保证书，并且每两个人结成一对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监督，不漏死角。在讨论人城后怎样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，大家提出要自觉进行个人物品登记，以便检查。组织上还要求对每个干部战士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进行一次审查，如果以前发生过违反纪律的事，就不能参加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。三连有个排长打仗很勇敢，就是执行纪律不严格，有时爱从战利品中弄几盒香烟抽。在这次纪律教育中他就没有过关，不让他参加战斗。他觉得是很大的耻辱，痛哭流涕，写了保证书，表示绝不再违反纪律，才赢得了参加上海战役的机会。我们在政策纪律教育中，还引导大家预测进入市区后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如:遇到外国人照相怎么办?如有不明真相的人靠近哨位怎么办?有醉汉扰乱秩序怎么办?散兵游勇跑到外国领事馆怎么办?等等，一一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方案。通过纪律政策教育，指战员普遍提高了遵守人城纪律的观念，人人订立了遵纪立功计划。在上海战役中，我们七连因为遵守纪律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。
深入虎穴逼敌投降
指挥上海战役的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，大家都叫他陈老总。他在部署上海战役时说:解放上海“就像瓷器店里打老鼠”。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，一级一级传下来，不用多作解释，大家就明白，就是既要解放上海，又要使大上海的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尽量不受损失。当时还提出“让大炮休息，让炸药靠边”，在进攻市区时，要求主要使用轻武器，不准开炮、用炸药。5月12日，上海战役(当时称淞沪战役)打响。我军部署是:以第三野战军第9和第10兵团，兵分两路，采取钳形攻势，从浦东、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，断敌海上退路，尔后围攻市区，分割歼灭守军。经过10天外围作战，我军攻占了守军的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。但是仅从两翼突击，由于地域狭窄有利敌军集中兵力坚守，进攻速度不快。总前委决定，同时由南向北进攻市区、实行多面攻击，以分散守军兵力。
我们第27军奉命投人市区战斗。5月22日，我们团占领新径镇，尔后与237团一起占领陈家桥。23日，我们团沿永安路向市区发动进攻。24日中午攻占梵皇渡车站。这时，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准备随时从海上逃走，将上海市区指挥权交给其副司令刘昌义。我军趁敌急于撤逃、指挥混乱之机，采取“快速攻进，勇猛穿插，迂回包围”战术，于24日下午向市区发起全线进攻。我们3营经中正路(今延安路)、愚园路，很快到达静安寺。在一位姓韩的地下党员配合下，控制了枪支弹药仓库，接管了警察局，然后我们继续向东攻击前进。
5月25日凌晨，我们团和237团包围了国际饭店，控制了跑马场(今人民广场)一带。国际饭店内的敌人投降后，我进入国际饭店，与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同志取得了联系。接着，在团统一指挥下，我们三营向苏州河北岸攻击。我们七连在最前面，接近苏州河南岸垃圾桥(西藏路桥)时，遭到居高临下的敌人火力封锁，我们七连进行了四次冲击，都未成功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国民党军占据的一幢小楼上往外喷着火舌，对我们威胁很大。我和萧连长商量，确定先夺取小楼。我们叫来操纵掷弹筒的孙茂礼，对他说:“你瞧好了，楼顶上有敌人的工事，楼下住的是老百姓，只准你打楼顶，不许打到楼下。把你的看家本事拿出来吧!! " 22岁的孙茂礼是学徒工出身，入伍后8次立功，在战斗中练就一身过硬的射击本领，被战士们称为“神炮手”。只见他沉着地瞄准小楼顶上的工事，几发掷弹筒，把国民党兵打得晕头转向，顿时乱成一团，重机枪成了哑巴。我带一个排趁机冲进小楼，在“缴枪不杀，投降优待，抵抗死路一条”的喊声下，据守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全部投降。
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，沿河边拉上铁丝网，用麻袋装上沙子，甚至用面粉袋等构筑工事，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。敌人依托高大楼房上的火力，封锁我军过河必经的马路和桥梁。我军多次攻击无效，遭敌人火力严重杀伤。我们对面的敌青年军第204师，自诩为“党国中坚”，占据着坚固高大的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大楼负隅顽抗。当我们:7连往桥上冲的时候，敌人的机枪像雨点般地扫来，我最要好的抗大同学张昆被击中头部，壮烈牺牲。大家心情都很激动，但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军党委决定不能使用火炮，部队被拦堵在南岸，真是心急如焚。我焦躁地在地上转圈苦苦思索，无意中踩到一个下水道井盖，手欲吠前没有见过这东西，问房东这是干什么用的?房东说是下水井，雨水、刷锅洗碗的水都从这里流下去，顺着排到苏州河和黄浦江。我想:“能不能从这里钻到苏州河?”房东摇头说:“不行，不行，里边都是脏水，臭得很。”我告诉连长，让他掌握连队，我去探探路。我揭开下水井盖，找了个竹竿，探下身子一搅，顿时臭味冲鼻，苍蝇、蚊子乱飞。
我正要跳人下水井时，通讯员张瑞林一把拽住我说:“指导员，你不能先下去，我来。”说着他抢先跳了下去。他说:“往北看有一个大洞，猫着腰可以过去，就是臭得受不了。”我下去以后，排长王其鹏紧跟着也钻了下去。这个下水井实际上是一条通往苏州河的排水沟，人可猫腰通过。里面一团漆黑，污水熏得人简直要昏过去。十几分钟后，我们高兴地从排水道口钻出来一看，是苏州河。
苏州河水很脏，水已没过了胸脯，深的地方能没过头顶。看到对岸国民党军哨兵的影子在晃动，我小声告诫王其鹏和张瑞林:“不要弄出响声。”好在苏州河的流水声掩护了我们的行动，敌人的哨兵对水面上的动静看不大清楚，而我们从水面看岸上却十分清楚。我们三人偷渡到河对岸后，互相一瞅.身上脸上都是污泥，但哪还顾得上这些，只管猫腰顺斜坡而上，悄然向前摸去。到了大桥的左侧，见旁边有一排房子，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。
我们向后边绕去。这时，天下起了小雨。看到一个国民党军哨兵缩着脖子在房外油达，我想先逮一个“舌头”，就对张瑞林和王其鹏说:“你们看我的手势，他往那边溜的时候你们趴到这边，等到他回头，就把他按倒。”张瑞林和王其鹏配合默契，冷不防一下子就把哨兵撂倒了，然后把他推到一扇门里边。我们三人全身都是黑乎乎的，只有牙齿是白的，这个哨兵还以为遇上了什么鬼怪，吓得上牙打着下牙，浑身哆嗦。我对他说:“你老实点。我们是解放军、不杀俘虏。你不要喊叫，听我们的命令，快带我们到指挥部去。”
盘问后，我们塞住这个哨兵的嘴，由王其鹏和张瑞林扭着他的胳膊，我举着枪走在前头，镊手踢脚地进了大楼。哨兵带着我们进了电梯，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坐电梯，电梯一动很紧张。张瑞林用枪抵着哨兵的脑袋说:“你这个坏蛋，小程序美工想把我们弄到哪儿去?”那哨兵吓得“唔”“唔”地直摇头。我说:“不要慌，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”哨兵面对着三支枪口，战战兢兢地把电梯开到了四楼。
一出电梯，就有一个声音传来:“谁啊，干什么的?”我一看，是个国民党兵，一个箭步扑上去，缴了他的枪。三人押着两个俘虏，往右一拐，到了一个大房间的门口。
借着幽暗的灯光，我往里一瞧，看见里面横七竖八地坐满了抽烟聊天的国民党兵。我不禁一愣:敌众我寡，如何是好?也来不及多想，我纵身跃入室内，举起驳壳枪，大声喝道:“不许动!谁动就打死谁!”机智聪明的王、张两人也马上举枪呼应，大壮声势。室内本来就灯光昏暗，加上“瘾君子”们吞云吐雾，整个屋子弄得乌烟瘴气，国民党兵眼见门口三条黑汉骤然降临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个个哆嗦得像筛糠，有的竞哭爹叫娘，乱作一团。
“闹什么，来了哪个奶奶的熊?”突然间从里屋传出声音。话音未落，出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，喝得醉醇醇的，歪戴着帽子，大敞着怀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。张瑞林眼疾手快，冲上前去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:“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!”这军官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酒倒是吓醒了一半、连连打着隔儿，颤颤抖抖地举起了双手。
我看清了这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，当即缴了他的枪，并用枪抵住他的太阳穴，厉声喝道: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你现在快下命令，叫你的兄弟们放下武器，否则，我先毙了你!”接着，我大声说:“弟兄们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解放军已经进了上海。这大楼也被占领了，我们的部队正在上来，只有缴枪投降，才是你们的活路!”
王、张两人也大声喊道:’‘放下武器，缴枪不杀!”
国民党兵的意志顷刻瓦解产不等那上校下令，房间内已响起一片哗哗啦啦丢枪落地的声音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朝张瑞林使了个眼色，大声说道:“你快下去通知部队，说这里的弟兄们都已放下武器，不用上来啦。”
“是!”张瑞林马上会意，押着两个俘虏下楼去了。王其鹏也心领神会，上前扭住那个上校军官。满屋的国民党兵就像无头之蛇动弹不得。我转身命令上校:“你愣在这里干什么?快下命令，让你的部队放下武器投降!把桥上的人撤下来。”
王其鹏用枪狠狠地戳了戳那上校的脑袋:“再不讲，我要了你的狗命!’’
国民党上校军官无可奈何，只得拿起电话筒.......
在苏州河南岸，正在布置下一次冲锋的萧连长发现对面的国民党兵纷纷后撤，又不见了我和王其鹏、张瑞林，已经明白大概，立即带连队跃过苏州河，肃清了附近的国民党兵。
聂凤智军长听说我们三个人不费一枪一弹、抓获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上校副师长，迫使其师部及三个营放下武器，对我们团领导说:“把这个迟浩田找来，我看看他长得什么样的三头六臂，竟能制服一千多敌人!”在愚园路军指挥部，聂军长握住我的手，端详良久后哈哈大笑;“噢，原来你没有三头六臂呀!头倒长得不小!”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是山东黄县人，和我们招远县相邻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老乡，我看你可以改个名字，叫迟大胆吧!”
聂军长和其他首长都笑了。
胜利属于人民
上海解放后，三野政治部摄影记者陆仁生同志拍摄的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，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。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入城后严格遵守纪律、不人民宅的情景。当时我们七连担负静安区警察局的治安等任务。大家忍着饥渴，谢绝了群众送来的食物;有时为了伤员救急，向老乡要一碗水，也要留下钱。通讯员张瑞林遇到一位市民负伤倒地，忙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，还拿出自己仅有的津贴费，雇了辆三轮车送到医院。可是张瑞林因为好奇剪了市民的一个灯泡.我们也毫不留情，还是把他关了禁闭。
6月，进行战役总结时，由第79师师长萧镜海、政治委员谭佑铭、参谋长彭辉、政治部主任常勇联名签署的奖状上写着:“迟浩田同志在解放大上海战役中积极艰苦，严格执行我党政策纪律，做到秋毫无犯，创立功绩，评定为二等功。”后来，我们军又进行评功选模活动。我被评为团甲等战斗模范，再后又被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。我们连的张瑞林、孙茂礼被评为团的战斗模范，岳明玉、严金表被评为特等功臣，还有一等功臣4名，二等功臣35名，三、四等功臣一百多名。全连43名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0月14日，我们军召开首届英模大会，要找个英模代表发言表态。军政治部仲曦东主任说:“让迟浩田讲。他是连队干部，又是孤胆英雄，当代表最合适。”我还真有点胆怯，团的领导都给我打气。我代表全体英模表态时，主要讲了“我们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模范，是由于党的培养，应归功于人民’‘。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我先后参加过三十多次战役战斗，每次都亲身体会到，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。我们在山东打了那么多次仗，每次战斗中，在前线运粮草、送弹药、抬伤员的支前民工的数量，都大大超过参战指战员的数量。在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中，当地群众也同样给我们有力的支持。特别是上海地下党员领导群众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与我们密切配合、共同战斗的情景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就在这次英模大会上，我遇到了军医疗队手术队的孙凤拒医生。他多次立功受奖，也被选为这次英模大会的代表，后来还荣膺华东军区一级英模称号。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小迟，你真行，干得不错，你在大会上的发言也讲得好。”我和他开玩笑说:“当年你要锯了我的腿，咱们就不可能在这里相聚了。”
事情是这样:1947年7月，在南麻临胸战役中，我被炮弹击中，左肩、头部、腿部多处受伤，一只皋丸也被打坏了，右小腿皮肉撕裂，露出了被炸断的骨头。这是我5次负伤中壕短霆的一次，我很快失去了知觉。一股奇异的奶香使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沂蒙山区的大嫂正在给我喂奶。那大嫂惊喜地给我擦着额头的汗珠，自己却流出了眼泪。她看我失血过多，生命垂危，就挤出自己的奶汁，一勺一勺送进我的嘴里。是这位沂蒙山区的大嫂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后来，三个老大爷。推拉着一辆独轮小车，把我和另一位重伤员送往后方医院。我躺在车的左边.，右边是75团的一位副连长播金贵，他的肠子、睾丸都被打得露了出来，因为没及时治疗，伤口感染生了蛆。好心的大爷只好用块布遮盖起来。洛金贵痛苦地呻吟着告诉我，他是山东莱阳人，父亲当长工吃了一辈子苦。他说:“如果我先死了，请你写信告诉我家里;如果你先死了，我就写信告诉你家。”途中，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，老乡赶紧把小车推到山沟里隐蔽起来，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们俩遮掩住。我和洛金贵过意不去，就说:“我们都是重伤，干脆把我们丢下算了，免得连累老人家。”那时山东老百姓还叫我们“八路”，老大爷说:“别说傻话，八路军舍命打鬼子、打老蒋，要是把你们丢了，俺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!”他们随身带的炒面不舍得吃，向老乡讨点水搅和了喂我们。过河沟时，生怕颠着我们，抬着车子走;一停下车来，就不断地用手为我们驱赶围着伤口嗡嗡叫的苍蝇。
第二天，我们走到离淄川不远的罗家庄时，我发现潘金贵好长时间不讲话了，就大声喊他，他也不做声。老大爷停下车来，摸了摸潘金贵的胸口，难过地说:“不行了，身子都凉了!”两行热泪霎时落了下来。罗家庄的老百姓流着眼泪掩埋了播金贵。我躺在车上恳求推车的大爷说:“我也没救了，你把我也留在这里吧，我们俩同生死，共患难!”老大爷急忙说:“你这个小同志咋能想不开?你才十八九岁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)你的伤能治好，潘同志不是还盼着你给他家传话吗?’’听了大爷的话，我从地上检了一片“飞马牌”烟盒纸，在背面记下了播金贵的家庭地址。以后多年我和他父亲一直保持着联系，直到老人去世。
我被送到纵队医疗队后、由于几天的颠簸、雨淋，未及时得到药物治疗，几处伤口都已溃烂化脓，右腿已变成青黑色。当时孙凤拒医生就在纵队医疗队，他们都主张给我截肢，我坚决不肯。我说:“你们要截肢，先把我的头割下来吧!”后来，我被转到第9野战医院，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案，把身上的弹片一块块取出来，还有四块没有取出，一直留到现在，但是我的腿总算保住了。如果当年截肢，在上海战役后的英模大会上，也就不可能见到孙凤柜医生了。
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沂蒙山区的大爷和大嫂给我的。解放以后，我曾多次到山东寻找那位给我喂奶的大嫂和推我去医院的大爷。我虽然没有找到他们，但是沂蒙山区的许多大爷、大嫂都是我的亲人。沂蒙山区的‘’红嫂”是一个英雄群体，那位大嫂就是其中之一，“沂蒙山区六姐妹”也是“红嫂”的代表。我在山东工作时经常和她们见面，在纪念孟良固战役胜利60周年时，我们还见过。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，告诉年轻的同志们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是伟大中国人民的胜利。中国共产党人是于赶表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，在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下，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、共同奋斗才取得胜利的。千万不要忘记:胜利来之不易，要珍惜历史荣誉，永远忠于党，永远热爱人民!